竹之为物，在我国不仅是一种植物，更是一种高尚节操的象征。古往今来，赞美竹的诗文不知凡几，收集起来无疑会是皇皇巨帙。竹更是画家的爱物，没画过竹的画家大概不会多吧。以画竹名世者代不乏人，谫陋如我，也知道宋有文与可、元有柯九思、明有王绂、清有郑板桥。当代画家有谁？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有一位陈庆锡。
陈庆锡先生是遵义人，二十年前终老于家，我无缘识荆。今年他的后人、学生、同乡晚辈陈长明、韩亚明、袁海等搜其遗墨，在省文史馆的支持下公开出版，命我作序，因得拜观陈先生画竹照片，的确超尘绝俗，真是“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我不懂画，据见过原作的袁海兄所言，陈先生画竹与明清前贤相较，在伯仲间。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了。袁海是画家，又是学者，熟悉画论画史，我相信他不会看走眼。
然而这样一个优秀的画家罕有人知，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生不逢时，二是不事张扬。陈先生五十年代末沦为右派，打入另册，直至退休数年后方得平反。这本集子里有一九六七至一九八三年间的断续日记，其一九八零年五月二日记曰：“不作日记廿余年矣。在此漫长之岁月中，家庭变故，纷至沓来，伤心惨目，略无宁日。慈母、伯母相继逝世；荆妻卧病，缠绵十有余年，终至不救；五弟遭不白之冤，身系囹圄，竟死于狱；自己则两经颠危，欲生不得，欲死不能，无日无夜不在凄惶颤栗、忧伤悲痛之中。人生之坎壈，至此可谓极矣。”其时已是拨乱反正、苦尽甘来了，二十余年的辛酸在痛定思痛之时才迸发而出。其实二十年间他是写过日记的，不至于完全忘记了，只是这些日记所载都是生活琐事，从来不曾吐露过心声，可能在他看来等于没记。以前的日记中，不曾有只言片语提及自己的苦难，即是明证。在那样的肃杀的环境里，画画也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哪里还能随心所欲、大张旗鼓地画，甚至走到前台，走进主流，让大家知道呢。等到拨云见日，他又盲目了。
陈先生是谦逊内敛之人，不会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的优长。他一九七零年五月在给次子长明的信中说：“我明儿应改进者尚有三焉：好表现自己，此其一也，须知表现自己之才能，即是藐视他人之才能。往往会使人相形见拙，无地自容。是不与人留余地步，是伤害人。”“今后应该装憨装傻，一事当前，不要说在人前，做在人前。老子说‘不为天下先’，要考虑到占人之先即是伤人，即是没有利人。何况人之才力有不足时，自己挺身而出以代之，是所谓乘人之危，仁者所不敢为也。”此语是教训儿子，他自己也肯定是这样做的。这是仁者之心，也是浩劫之中的惨痛教训。以他短暂的旧军官经历，又有一弟一妹在台湾，能够苟全性命已经是万幸，哪里还敢炫己能、为人先耶。
好在他虽然命运偃蹇、声名不彰，他的字画仍为人所珍视，现在又将公开印行，知道他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本集子并非纯粹的书画集，而兼收诗文、日记、书信，为了解陈先生的身世、生活、交游、艺术观、创作经过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文字作品中，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弟妹、子侄和朋友的责任心与深厚感情。
陈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中医世家，陈先生为家中长子，有弟三、妹一，除了八弟（盖大排行）庆熙早夭，其他皆长成。七弟庆康和妹妹庆华去了台湾，他和五弟庆农留在家乡。五十年代末，兄弟俩先后成右派，五弟还被判了十二年徒刑，未待满刑就死于狱中。五弟留下的四子一女，尚未成年，但他的处境也很艰难，两家又不在一地，无力更多地关照侄辈，这是他心中的歉疚和伤痛。在给侄子长征的信中说：“在此多灾多难之岁月里，伯父尚在颠连困苦之中，对你们父亲未能救助，对你们兄弟未有扶持。每忆汝父遗言‘弟子即兄子’之语，惟有顿足捶胸、伤心落泪而已。”（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又致函德相先生，感谢他对孤儿寡母的照顾：“人生之大苦，莫过于幼年丧父。自舍弟庆农含冤长逝，一群孤儿，无所瞻依，东飘西荡，犹水上浮萍，不知依于胡底。当此时也，先生慈悲哀愍，扶持之，教育之，培养之，拔举之。使群儿得所依讬。是此群孤儿，无异尚有父也。弟以远在一方，照顾无从。且人微言轻，无能为力。惟有顿足捶胸，愧对亡弟。而吾兄不仅使孤儿得所，且为舍弟代雪沉冤。是我亡弟无异尚有兄也。言念及此，不觉感激泣零。虽识荆恨晚，然亦至慰平生。天地悠悠，此情同永。可歌可泣，当永示后人。纸短笔拙，未能表达我景仰之心于万一。”（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陈先生出身旧家，传统的家庭观念很强，父母不在了，长兄就是大家庭的家长，家里有难，就该由他来排解，五弟一家也肯定有所盼望，但是他自身难保，既无力拯救弟弟于牢狱，也无力抚养其遗孤。他所能做的，只有不断给他们写信、寄书，以家风教他们做人，教他们自立自强。难得的是侄辈对他没有一点埋怨，敬爱之心有增无减，从日记、书信里可看到。即便如此，他心中的伤痛是不能痊愈的。致德相先生一函，可谓锥心沥血之语。
他与申维汉、张志乡、杨祖恺、陈福桐、王振华、刘逸民诸先生同里同龄，自幼订交，终生不渝，诗文中多有反映。晚年依子客居道真，写了多首怀念遵中师友之作。与书法家张志乡（名学万）感情尤笃，存诗一百四十首中，有七首与张志乡有关。《奉酬志乡张公见寄二首》云：“昔年遭遇弗雍熙，母殁家贫命似丝。万里冰封路未绝，叔牙相慰不相疑。”“嘤其鸣矣友声熙，未报君恩鬓已丝。近日采药当早愈，自来仁寿不须疑。”张先生原作是：“舌耕桑梓亦雍熙，忽忽如蚕欲尽丝。多谢故人怜餽药，能延残喘复何疑。”从诗中可知，在陈先生母殁家贫之时，张先生给了他安慰和帮助。张先生病，他在道真入山采药，寄往遵义助医。张先生五十九、六十岁生日，陈先生都登山作诗，遥遥为老友祝寿。六十寿诗首云“得一知己死无憾，至情可宝允如斯”，可见感情之深笃。
他们这辈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前半生遭遇了改朝换代、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更迭的巨变，后半生身坠入浪潮迭起的政治运动深渊，晚年又迎来了拨云见日、河清海晏的太平年景。在浩劫中，至交零落，二三十年互相不知下落，不知生死。集中有《酬陈梧山兄见赠七绝兼呈杨祖恺四叔》四首：“故人一去黯牂牁，长日漫漫卅载过。未报我知双鬓白，欲抒孤愤不成哦。”“嘤其鸣矣彻牂牁，报导花溪春冻过。此后黔灵松月咏，期常寄我助吟哦。”“今牂牁接古牂牁，岂让前贤独步过。点滴悲欢皆瑰宝，倩谁收取付吟哦。”“白首生还甫举杯，又膺重荷陟崔嵬。文章本是千秋业，愿共步趋子午孩。”题下小序云：“不见梧山垂三十载，水深波阔，梦想为劳，所幸天相吉人，人权重畀，佳音远至，欣慰莫名。犹忆春杪筑垣之集，喜又邂逅恺翁，忧患余生，白头重遘，疑觉疑梦，隔世何殊。其时窗明几净，花木含晖，仿佛春回，重还年少，亲切笑语，乐何可言。无若时不我予，未竟畅谈，乍合还离，能不惘惘。别后正相思想，复奉手教，兼赠以诗，情词恳挚，更令人有寒林春晓、月入疏篁之感。”到贵阳会陈福桐（梧山）、杨祖恺二老，日记有载，时为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七日。陈福桐先生的赠诗，收入其诗集《龙山吟》，其一云：“昔年混沌别牂牁，岁月茫茫岂易过。只说人间笔墨废，春雷响后又吟哦。”其二云：“垂老相逢茶一杯，未伤羸马步崔嵬。沧桑几变人犹在，尔我依然是赤孩。”先生们深挚的友谊，劫后余生、大难不死而并未颓唐，仍然葆有一颗赤子之心，都令我感佩莫名。
陈先生多才多艺，书法、绘画、诗文俱佳。他的书画，袁海兄在后记里有高论，兹不赘，此处略谈谈其诗文。本集收诗一百四十首，包括题画诗，数量虽然不多，但各体并存，质量也很高。他的诗格调高，清新俊朗中透出一股逸气，有唐人气象。我尤其喜欢他的古风，虽然只有三四首，但足见才气磅礴，近似白香山。诗思委婉，诗风遒劲，纪事怀人，写景抒情，都各尽其妙，使人感到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之美。其七古《登云峰山遥为志乡先生祝嘏》，长达一百四十余句，一诗记数人、叙数事，韵数换，而开合自如、收放自然，万变不离主题，非大手笔不能为也。我想，即使陈先生只作诗，不画竹，也一定自成一家，流传下去的。陈先生很少专门作文，他的题跋、书信、寿序悼词，就是很好的文章。其文以文言为主，有骈有散，更多的是文白夹杂、骈散参错，但都浑然天成，耐人回味。初读时感觉有明清尺牍的影响，果然在他的书法里找到几幅是钞录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我也曾经翻过此书和袁子才《小仓山房尺牍》、龚未斋《雪鸿轩尺牍》，真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读陈先生文，亦复如是。
他这辈人生于民国初年，正是教育新旧交替的时代，所以他们的知识新旧兼蓄，旧的成分更多些。他们能读古书，能作旧体诗，能写文言文，继承了完整的传统知识体系，又具备新知识新思想；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受到了传统的家庭教育，养成了健全的人格。有了健全的人格，知道做人做事有个底限，有所为，有所不为。陈先生的为人治事，都体现了这一点，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达则兼济，穷则独善。古贤做人做事是一体的，诗文书画的创作也如做人，陈先生即如此。他在题画文中说：“书画之贵在于有神在，所谓神者，即书画家之人品学问蕴蓄于中，抒发于外，而反映于绢素之上之精神风貌事也。”曾有人劝他书法应有自我之面貌，可以不必再临颜鲁公。他以为对前贤之精神尚未有较为深刻之领会，即颜书之字形，亦未能完全望其项背，何敢中途即为废辍；且治学贵在有得，果能于前贤之精神有所领会，又何必一定要有自我之面貌。他的话别人未必同意，但这就是他终生坚持人与事、人与艺同一的体现，不曲学以阿世，不违心以媚俗。
他的友人中，我有幸在杨祖恺、陈福桐二老生前最后几年拜识了他们，而且过从甚密，受过他们的教诲。他们在世时，赢得士林的敬爱，他们对我辈有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他们的诗文书画，更来自他们的人格魅力，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一代人已经绝版了，伤哉。
陈先生是一个宽厚、温和的人，偶尔也有言辞凌厉、火气十足的时候。如他在《读书法有感》中说：“作书如为人，应平正通达，始为得体。如一入于怪诞，则不足以言字矣。今人昧于斯旨，动言创新，或如洪水猛兽，汹涌狰狞，或如山水精怪，妖冶险毒。犹自诩曰：‘吾书笔势纵横，笔情优美。’岂知此等字将随时间之推移而受到自然之淘汰，若彼辈能多读古人作品，复加上自我不断之实验，恐亦将认识到自我之非是。所可惜者为盲目冒进，徒荒废宝贵之时间耳。”老实说，读到这一则文字，我感到痛快淋漓。先生殁于一九九六年，得睹世风的变化，见到以丑怪相标尚的所谓书法居然风行于世，不禁大怒，这也是他可爱的另一面。有是非、有责任，不茍同，正是传统文人的入世精神。
吾师适斋戴明贤先生尝语我，中国书画学到了一定的程度，技术已经难得有长进、创新了，最后拼的是个人修养，人格修养、学识修养，个人修养的高下，决定了作品的高下。以陈先生的个人修养，超过当今所谓著名者多多矣，倘逢其会，成就声名将不可限量。读完书稿，不禁为之扼腕者再三。复思其时遭际如陈先生者，滔滔皆是，又不独为先生悲矣。
先生爱竹画竹，终生不违不懈，直是以生命相许。其自署“竹逸”，未见有说。窃意逸者，隐也，遁也，竹逸就是隐遁于竹。先生与竹，二而一，一而二，不可分矣。
丁酉十月十八日凌晨草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