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山遗稿代序

　　　　　　　　　　　　　　　　　　　　　　　　　　　　厐思纯 

　　“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辞世已两年多了，其道德文章、嘉言懿行至今仍被贵州学界所景仰。对大多数人来说，福桐先生神交古人，心忧天下、追求思想自由，崇尚人格独立，其思想原点和精神支柱究竟源于何处？面对坎坷毫不气馁，历经苦难从不沮丧，其乐观精神从何而来？学养淳厚，才识过人，其所宗何学，师从何人？这些问题均鲜为人知。

　　福桐先生是我的父执辈，亦是我钦仰的恩师。解放前他教过十年书，办过报纸，鼓吹抗日，反对专制，在家乡遵义是个青年活动家；民主革命时期，他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黑暗统治，积极参与民主活动。解放大军挺进大西南时，二野入黔的联络员杨天源，曾是福桐先生的老朋友。这位原中共遵义地下党的领导人，委托福桐先生做一些迎接解放的工作。福桐先生不负所望，以其十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影响，同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对其学生家长中的国民党将军展开游说宣传，为遵义的和平解放作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解放后，由于叛徒的诬告，福桐先生身陷囹圄达八年之久，之后疏散下放，在安龙龙山一直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福桐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苦难的岁月没有减弱他的爱国情怀，风霜雨雪铸就了他的风骨，尽管一生遭忌遭谤，命运坎坷，然而在“四人帮”覆亡后，当其看到国家有了希望，于是将过去苦难的遭遇置之脑后，抖擞精神，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百废待举的文化建设中去。福桐先生六十岁时复出，担任贵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纂，为推动贵州各地州县纂修地方志的工作，与一些有志于贵州文化建设的学者，足迹遍及七十余个市县，培训指导纂修人员，充当了“吹鼓手”的关键角色。之后，贵州修志之风蔚然兴起，被全国地方志著名人士誉为“熏风南来，有席卷中原之势”。正因为如此，福桐先生对贵州历史文化与地方志的贡献，以及他的道德文章，深受贵州学界的赞誉。

　　《资治通鉴》有如是之说：“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可定之矣。”这是古人对知人识人的所定的标准。我们用这段话来审视福桐先生的一生，其行为举止、人格节操，无不符合古圣先贤的思想。

　　福桐先生一生最钦仰的先贤是西汉的司马迁和明代的王阳明。司马迁身受“腐刑”，身心受到巨大摧残和屈辱，然而决心“隐忍苟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无疑对历代中国文人影响深远。福桐先生常吟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昔西伯（周文王）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用以激励与鞭策自己，即令在穷蹙无告的时侯，他仍能潜心地著述，可见司马迁对其影响之深。福桐先生对王阳明谪戍黔中，历经苦难，磨砺心志，最终成为“非常倜傥之人”的事迹十分钦佩，毕生奉“知行合一”和“在事上磨练”为圭臬，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

　　为了“追前贤之后踵，展黔人之风采”，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本着“以古鉴今，启迪后人”之宗旨，从福桐先生未刊文稿中整理出这本《梧山遗稿》，付梓出版。

　　本书主体部分由《生平记述》《龙山劳动纪事》和《龙山吟》三部分组成。《生平记述》写于二零零五年，是福桐先生年老体衰、心力不济时所作。内容涉及其家事、师承及解放前后的经历遭遇，涉及贵州省近百年历史的变迁和大小政治事件，内容极其丰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龙山劳动纪事》和《龙山吟》则是福桐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被疏散下放时的作品，记述其面对逆境，不自悲，不沮丧，以及贫不坠志、穷且愈坚的心路历程。

　　附录部分是福桐先生身前友好及家人的四篇回忆性文章:第一篇是贵州著名学者刘学洙、戴明贤、史继忠合写的《晚钟出谷振大音》，是对福桐先生一生的盖棺论定；第二篇系老干部张洪的《遥望黔山忆福桐》，记录其在解放初期与福桐先生的交往及终生情谊；第三篇《诗缘诗友两难忘》出自六盘水诗人、作家、方志学者王如柏老先生之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福桐先生为全省修志工作所倾注的心力，以及和省内修志者的深厚感情；第四篇《龙山行》，系福桐先生小女儿晓春悼父之作，记录了父亲在龙山饱受苦难、宁折不弯的稜稜风骨。

　　值此《梧山遗稿》付印之际，主事者嘱我写序。为报师恩，我欣然领命，草拟芜文，作为导读之用。如有谬误，敬请指正。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梧山遗稿编后记

过去常听人说陈福桐先生“经历复杂”，意指他解放前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曾被国民党抓捕，坐过监牢。解放后又怀疑是“叛徒”，在监狱中度过八年的时光。之后，他一直是“运动员”，身心备受摧残。然而我十分清楚，“复杂的社会才会产生复杂的人，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谁不复杂？ 

随着与先生的接触越来越多，先生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及才华学识越来越使我钦仰，我常常劝先生将自己的经历笔之于文，破除世人的误解。先生听后淡然笑道:“我一生崇尚民主，追求自由，因此遭讥遭谤，受人诟病。由于早年不谙世事，不知政治险恶，凭着满腔热血去办学校、搞救亡、反专制，结果弄得自己遍体鳞伤，身陷囹圄，之后又疏散到安龙龙山。所幸的是，我在人生最坎坷最失意时，遵循‘贫不坠志，穷且愈坚’的圣贤之教，不自悲，不沮丧，勇于面对现实，毫不怨天尤人，自怨自艾。每当我审视近百年历史时，看到那些与我一样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始终不能独善其身，逃过政治的劫难，我如有所悟，豁然开朗，心中的积怨蓦然消失，伤痛随之纾解。我这个人与众不同，既不缅怀过去，也不展望将来。我的人生哲学是‘紧抓住现在’。”我明白，先生知来年不多，不想纠缠过去的是非荣辱，亦不想憧憬虚幻美妙的未来，只想面对现实，抓紧时光，趁着这有生之年，为贵州的历史文化倾尽心力。

二〇〇八年，先生春秋八十八，经不住朋友和弟子们的敦促，开始酝酿撰写《生平记述》。鉴于自己刚动过白内障手术，加之身体衰弱，先生便采取口述形式，由人笔录。《生平记事》完稿后，先生曾告诉我：此稿和《龙山劳动纪事》涉及的人与事甚多，为不给家人及他人带来困扰，这两份文稿在他生前最好不要发表。

二〇一二年贵州省文史馆启动“文化老人丛书”的出版，受馆领导的嘱托，我与郎启飞先生开始整理先生未出版的文稿。在整理《生平记事》和《龙山劳动纪事》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一是文稿系先生耄耋之年的回忆，由于年老体衰、记忆力衰退，其中的人与事不够准确；二是笔录者打印时错字、漏字、疏漏甚多。这样给我们带来许多困扰。为了尊重已故的“贵州文化老人”，在挚友王尧礼与李芳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和启飞排除万难，竭尽心力去完成馆领导所交的任务。

先生逝世已有三年，音容笑貌、谆谆教诲常铭记我心。值此《梧山遗稿》出版之际，笔者除大感欣慰外，同时敬请方家、读者匡正。

　　　　　　　　　　　　　　　　　　　　　　　　　　　　　　　　　　　　　　二零一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