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闿遗稿编后记
笔者在整理《梧山遗稿》期间，文史馆领导告诉我，馆里准备整理出版已故馆员杨祖恺先生的《且闿遗稿》，受其家人要求，文稿的整理编辑工作由我负责。
杨老系我省著名的文史学者，与恩师陈福桐先生并称“贵州文史的活字典”。对我而言，能为杨老整理遗稿，使之出版，无疑是极为光荣的一件事。然而笔者才疏学浅，要胜任这项工作，实在勉为其难。面对馆领导所交的任务和杨老家人的期许，我无辞推脱，只得硬着头皮，仓促应命。
通过对杨老文稿认真审阅和梳理，我发现其内容大致为三类：一是学术论述；一是方志识见；一是随笔杂忆。
杨老精于汉学（考据学），对小学（文字学）、音韵、史学、金石、校勘颇有研究，在“学术论述”中，充分展现了其对“西南大儒”郑珍、莫友芝和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中国营造学会创始人朱启钤学术成就及人生阅历精到的见解和评述，有助于读者对他们深入的了解。
杨老是我省著名的地方志学者，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方志的采撷、编纂有精到的识见。在“方志识见”中，他对方志修纂者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建议意见，无疑有助于我省方志工作的推进和发展。
杨老出身于黔北望族，其家族统治播州七百馀年，对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杨老一生经历丰富，与许多政治人物、名人学者有过亲密接触，如杨文湘（书法家）、杨兆麟（清末探花）、赵恺（史志学家、书法家）、蹇念益（反袁护法斗士）、黄齐生（教育家）等。在“随笔杂忆”中，随着杨老笔墨的移动，一个个鲜活的民国人物出现在读者眼前。这对今天我们了解过去黔北人物的生态环境大有裨益。
杨老长于诗文，工于书法。在“随笔杂忆”中，有几篇关于有关楹联的文章。通过杨老对楹联的意涵和背后的故事的评述，读者在不难看出杨老知识广博，识见宏通。还有几篇谈书法的文章，这是杨老学习书法的心得体会，如仔细琢磨，书法学习者将有大的收获。
在整理文稿时，笔者遇到不少困难：一是手稿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加之生造字多，得上下文仔细揣摩；一是打印稿错误百出，必须找旧文献反复核对；一是不少文章过于专业，若无汉学素养，容易犯错。为此，笔者在王尧礼先生的帮助下，经过反复校对，最终使之付梓出版。
《且闿遗稿》付印之际，笔者颇有感慨。对我而言，通过对杨老遗稿的整理，使我对这位文化老人有了更深的了解。为此期望读者，步前贤之后踵，展黔人之风采，为弘扬贵州历史文化而努力。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厐思纯
且闿遗稿代序
为杨祖恺先生遗稿作序的最佳人选是其同乡好友，又是三十多年同事、邻居的陈福桐先生，可是陈先生早于杨先生三个月去世了。厐思纯先生、郎启飞君整理杨先生《且闿遗稿》毕，命我作序，我屡辞不得，只好惶恐应命。
杨先生的大名，我很早就知道了，但迟至二零零六年才认识。那年冬天吾师戴明贤先生书印展在贵阳美术馆举办，台上的剪彩嘉宾中有两位佝偻的老人，其中一位是我在六广门一带经常遇见的。戴师担心他们久站吃力，命我站在他们后面搀扶，一手挽一位。介绍嘉宾时，才知道经常遇见的这一位就是杨先生。次年我调来文史馆后，见到他的机会就多了。当时馆里已为部分馆员内部印行了诗文集，其中有杨先生的《将就斋杂稿》和陈先生的《龙山吟》《梧山文稿》，我初到馆，两老的书是了解文史馆的一把钥匙，经常翻阅，从中学到很多知识，知道很多掌故，欢喜无限。
李辉有一本书叫做《和老人聊天》，文史馆的工作也可说是和老人聊天。我也颇有老人缘，我见到的老人大都喜欢我，乐意与我说新道故，而他们谈得最多的旧事，正是我最喜欢听的。文史馆两老，杨祖恺、陈福桐，都是九十多岁的人，学识渊博，经历曲折，阅人阅事不可胜计，所以我去他们两家最多。他们都住在文史馆旁边，我经常出了陈门又入杨宅。两老都记忆力惊人，数十年前的往事都如数家珍。杨先生不如陈先生健谈，耳也欠聪，交谈要吃力些。
杨先生出身在遵义的书香之家，郑子尹所编遵义明清诗选《播雅》，收有其家先辈数人的诗作，其父杨葆宸先生是廪生、书法家。他的老师赵恺是拔贡，受教于郑子尹之子郑伯更，学综汉宋，是郑氏家学的传人。杨先生一九三二年中学毕业后负笈北平，考入私立民国大学中文系。老师中颇多名流，如黎锦熙、熊佛西、刘节、林庚、罗根泽、张西堂，又到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学校去旁听了马衡、孙席珍、容庚、吴承仕、陈垣等人的课。“一二·九”运动后，他未待毕业就去了上海，在《新闻报》所办的上海民治新闻专门学校学习，校长是顾执中，教师有黄天鹏、曹聚仁、章光梅等，都是著名的报人、记者。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他随着千万群众去瞻仰鲁迅遗容、送葬，听到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的演讲。第二年全面抗战爆发，他在上海沦陷前回乡。此后就谨守教育岗位，在安龙、绥阳、桐梓、遵义等地中学教书，教学之馀，治许郑之学，以金石、书法、诗词自娱。一九四九年后任遵义县协商委员会秘书长，调贵州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秘书，一九五八年下放林场，辗转数县。 一九七六年在普晴林场退休后回贵阳居住。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省地方志特约编纂。
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经历，注定杨先生必是邃于学问，娴于掌故。我买到一册日本医生矢原谦吉的《谦庐随笔》，上面写到一个曾参周西成戎幕、抗战前活动于北平，负气节而死于日本人之手的贵州人胡鼎铭。我向不知此人，请教于陈福桐先生，陈先生亦不知此人，说可能杨祖恺先生知道，他当时就在北平读书。转往杨家，杨先生想良久，亦说不知，待查。几天后见到杨先生，他说你说的那个胡鼎铭查到了，其人姓符，非胡，名鼎铭，字经甫，贞丰人，但不是参周西成幕，而是王文华黔军司令部的两参议之一，另一个是遵义牟贡三（尧按：符经甫应是大方人，非贞丰；《大方县志》记载，符经甫卒于家，非北平）。杨先生又谈了一些掌故，值得一记。他说当时北平已成边关，日伪、汉奸活动猖獗，蹇先艾先生家的兄弟行数人都是留日出身，也与日本人有交往，所以黔籍学子敬而远之。其中蹇先器是千叶医学院皮花科的博士，怕我不懂，还写给我看，说皮花科专治花柳病。我看了这名称，不禁失笑。杨先生一点不笑，继续说，其实蹇先器是爱国的，抗战爆发后间关奔赴战场当国军军医。
曾见赵祖武先生《林场二十年》稿本记录了杨先生下放扎佐林场时的故事：“杨祖恺先生头脑清晰，记性特好，文史知识丰富，也练就一手好书法。许多历史事件、文史掌故，发生的年代、帝王将相的姓名以及他们的故事，他随手拈来，信口而出，准确无误。林场下放的干部和右派中，也有几个学历史的，但你一问他问题，他就说记不清了，要回去查查书，就有人说风凉话：‘学历史的，就要像杨祖恺那样，把年代姓名、历史事件记在脑子里，说去查书那个不会查？要你这个学历史的老师何用？’”先生的腹笥之富，记性之好，于此可见。我自己也见识过。一次在杨先生家谈到贵州状元赵以炯，我说某年他主四川乡试，而四川人赵寅臣任贵州乡试副考官，赵寅臣与正考官蒯礼卿意气不合，途间即遇事龃龉，到了贵州，衡文又多争执。时人撰联刺之，上联是“蜀赵典黔试，黔赵典蜀试，同是六品官，一状元，一主事”，下联记不得了，杨先生略不思索就说出下联：“正考骂副考，副考骂正考，偕行万馀里，两伙计，两冤家。”可惜杨先生述多于作，多少掌故也随他去了。
杨先生幼承庭训，又得名儒教诲，植下了学问根基。少小时，其师赵恺（字乃康）就教他读《说文解字》。郑子尹为诸生时，提督学政程恩泽对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汉之书？”令其服膺许（慎）郑（玄）之学。后来子尹以此训教其子郑知同，知同又以教赵恺，赵恺以教杨祖恺。杨先生终生遵守师教，不离许郑之学。所做诗词文，都实在雅正，悉摈浮词，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其书法以篆隶为主，讲究法度，无一笔无来历，颇具儒者之风。杨先生之学渊源于沙滩郑氏，但他更亲近沙滩的另一位大师莫友芝。郑莫虽同宗汉学，郑偏向文字学、经学，莫则偏向金石书法、版本目录。从杨先生留下的文字来看，谈金石目录的占了最重的份量。本书所收只有一篇谈郑子尹，却有七篇谈莫郘亭，涉及莫氏之学的所有方面。他去世后，后人根据其遗愿捐赠给文史馆的藏书中，金石书法、版本目录的书也最多，如《藏园群书题记》、《张元济序跋集》、《张元济傅增湘论书手札》等，书中都夹满了签条。
杨葆宸先生与赵乃康是表亲，同纂《续遵义府志》，时相过从，年幼的杨祖恺每每追随左右，一边聆教、一边嬉戏。一九八一年夏回遵义，路过他曾就读的省立第三中学及郑莫祠旧址，有诗追忆这段生活：“忆我童稚时，乔木高堂荫。十二入胶庠，抱书承严训。校左构崇祠，木主祀莫郑。池阁萍水鲜，阶除白石净。先考偕赵翁，坐行常肩并。课暇即频来，谈谐无畦町。或以话家常，或以联吟咏。每倚秋树根，娓娓商郡乘。嶙峋荄生师，笑言时助兴。小子殊无知，追随勉候应。伺隙即嬉腾，投石漾水晕。日昃侍小轩，捧觞聆绪论。授我许君书，乡贤述故训。”杨先生天资聪颖，所以师辈对他期许甚高，但后来战乱频仍、文祸迭起，壮年时光在战战兢兢中磋磨尽净。他留在世间的，只有书法作品若干、集诗词文联于一体的《将就斋杂藁》，以及将要出版的这册《且闿遗稿》。
二零零九年以前杨先生还很健康的时候，还能参加每月一次的馆员学习，甚至独自乘公交车游观市景。也经常来馆中坐坐，有两三次是专门来找我的，从二楼到五楼我的办公室，拄着拐杖，拉着梯子扶栏，一步一步上来的。见面就说：“我来看看你。”我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我邮购到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的郑子尹《柴翁书画集锦》，请他作跋。他题了四首五律，前三首评述本省学人之学，从郑子尹、杨覃生、任可澄、赵恺、凌惕安、李独清，到本馆桂百铸、邹国彬诸前辈，最后一首云：“交彦如君少，忘年见性真。允矣读书子，抗乎流俗人。为学方掘井，迂阔敢传薪。同循论语教，温故而知新。”对我颇多奖掖，并希望我能承其学，踵武前贤。我才疏学浅，愧不敢当，更不能传承他的学问。郑氏家学，到他这里，算是断绝了。我常去拜访，但多是请他谈掌故，并非问学，老先生大概会很失望。
开篇我说最合适为杨先生遗稿作序的人是陈先生，但陈先生已不在了。两位先生年相若也，都是遵义人，幼时都师从赵乃康，后来都到了文史馆，地方志办公室，比邻而居，感情深厚。两先生又大不相同，陈先生积极用世，身陷囹圄十馀载而不稍屈，热情似火，又嫉恶如仇；杨先生远离政治，谨小慎微，自甘淡泊，五十年代后期下放林场劳动，但在他的集子里没有只言片语涉及。两先生正好体现了旧时士人出处的两面，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两先生经常联袂参加各种学术、文化活动，学识渊博，又年高德劭，往往成为活动的中心，他们在就满座欢欣。零九年杨先生先病，精神有些颓唐，我去看陈先生，陈先生说你去告诉杨老师，他的身体比我好，他可以活到一百岁，要有信心。没想到陈先生倒先走了。杨先生家人瞒住了这个噩耗，我去看他，话题一涉及陈先生，他女儿马上转而言他。一直到他去世，都不知道老友已走在他前面。
陈先生不在了，我被邀来为杨先生的遗稿写序，我岂敢序先生书，不过借此机会回忆一下与先生交往的经过，寄托一份怀念罢。
后学王尧礼 谨识
癸巳九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