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整理前言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是一本由吴泽霖、陈国钧主编的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论文集，一九四二年八月作为大夏大学“苗夷研究丛刊”之一种由贵阳文通书局印行。这本文集收集了吴泽霖、陈国钧、李植人、杨汉先、张少微等著名学者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间在贵阳各种刊物、报纸上发表的论文五十一篇（其中附录六篇），全书二十余万字，内容涵盖贵州少数民族地理分布、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语言等。本文集收集的论文绝大部分是作者亲自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作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成果，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惜本书发行量太小，加上战争年代社会动荡，故而存世寥寥，以至于不少后来学者止闻其名，不见其物。直到二〇〇四年，民族出版社才重版。重版本是嘉惠学界的好事，但民族版校勘欠精，因为事关贵州文献，故我们不惜以民族版为底本再出一次。
我并不想作简单的重复，除了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一九八三年编印的《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贵阳市档案馆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黔境民风》、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为参考，认真校订外，还增补了吴泽霖先生写于同一时期、单独印行的《炉山黑苗的生活》，这部长达七万字的田野考察报告是吴先生民族学的代表著作之一，他去世不久出版的《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收入了。增补此文，使本书内容更丰满，也更能体现当年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学术成果。又附录了吴先生写于一九五六年的《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长达十万字，这是当年他作为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在黔东南进行试点调查的结果，一九五八年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付印。附录于此，一是因为我将它看作吴先生抗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研究的延续，二是可见出时代对学风、学者的巨大影响。这两篇长文，都是从《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辑出的。
贵州僻处西南，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交通闭塞，民族众多，历来被世人视为“蛮荒之地”、“瘴疠之区”。虽自秦汉中央王朝已有郡县设置，但朝廷的力量鞭长莫及，还不足以有效控制整个贵州地区，所事不过羁縻而已。直到明永乐十一年（一四一三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后，贵州才正式列入版图。以后官员、军队、商人、移民大批入黔，大大加强了贵州与全国的联系。清代雍正初年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外省汉族移民蜂拥而入，最终改变了贵州的民族结构，汉族成了多数民族。此时，一向鲜为人知的神秘贵州才开始逐渐被揭开面纱。明朝以来，特别是清代，记载贵州少数民族的史籍开始逐渐增多，除官修的地方志书均辟有专章记述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外，一些地方官员私人著作也对贵州少数民族情况作了描述，有名的有田雯的《黔书》、李宗昉的《黔记》、爱必达的《黔南识略》、罗绕典的《黔南职方纪略》、徐家幹的《苗疆闻见录》等。这些典籍虽然保留大量有关贵州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料，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无一例外地以鄙夷歧视的态度描述贵州少数民族，故而舛错谬误甚多，根本谈不上科学研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最早用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是西方传教士，国内学界则迟至抗日战争时期才开始。当时大批学者随大学或其它科研机构内迁贵州，在贵州作实地调查，除本书各篇目所列的作者外，还有岑家梧、李方桂、芮逸夫等著名学者，而成就最大的是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本书即是最重要的一种。
私立大夏大学原在上海，一九三七年西迁来黔，很快就进行少数民族调查研究。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因为长期处于闭塞状态，存留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术研究资源，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尚待开发的处女地，许多学者都立刻敏锐地觉察到了。另一方面，也是局势使然，当时东部国土已经沦丧，西南成了抗日大后方，中华民族的复兴基地，保证大后方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西南诸省都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一向闭塞落后，少数民族一向被视为“化外之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力较弱，要稳定西南，就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交通等，加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重新认识、研究少数民族，成了一切开发、建设的前提。大夏大学的调查研究经费由内政部提供，就是明证。
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前身是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于一九三八年春设置的“社会经济调查室”，隶属于文学院，次年更名为“社会研究部”。社会研究部的核心任务就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社会研究部的日常工作由吴泽霖和陈国钧负责。吴泽霖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江苏常熟人，留美博士，回国后初到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先后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抗战爆发后，随大夏大学内迁贵州省贵阳市。一九四一年因贵阳遭日军空袭时住宅被毁，夫人病亡，辞去大夏职务，应邀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除科研教学外，吴泽霖还十分重视征集、收藏少数民族文物，在贵州期间曾经在各地广泛征集文物，在大夏大学建立苗夷文物陈列室，并在贵阳举办民族文物展览，是中国早期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之一。陈国钧先生也是中国当代著名民族学家、教育家，浙江诸暨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学，后留学荷兰社会研究院，回国后在大夏大学任教，抗战爆发随学校内迁，其间在社会研究部协助吴泽霖开展日常工作，深得吴先生的赏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最终得以出版问世，陈国钧付出心血最多。抗战后，陈国钧曾转而从政，先后担任中央民众教育馆民俗馆主任、教育部边疆督导专员、浙江浦江县长、庆元县长等。一九四九年赴台湾，先任花莲县中学校长、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社会行政科教授、台湾省立法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边政学系教授等职。
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成立之后，立即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积极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吴泽霖、陈国钧与社会系诸生一道，“不惜心力与时间，餐风露宿，博采周咨，阅时四年”，分赴各地调查，其中包括贵州苗夷概况调查、贵州苗夷民俗资料搜集、黔东南苗夷生活调查、北盘江流域苗夷状况调查、贵州各种苗夷语言调查等田野工作，足迹遍及贵州今天的毕节、安顺、黔西南、黔南和黔东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取得丰硕的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先后出版《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炉山黑苗的生活》、《贞丰仲家语字汇》、《威宁大花苗语字汇》、《安顺苗夷的生活》、《苗胞影荟》和《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学术著作。还编辑出版了《社会旬刊》、大夏研究部乙种丛刊等刊物。其中《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中的许多论文可以说是社会研究部田野调查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学术价值的成果之一。此外，征集贵州少数民族文物也是社会研究部的工作重点之一，他们一共征集到各类文物二千余件，并举办了三次展览，社会反响良好。
我不是民族学专家，对《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的学术价值不甚了了，民族版《导读》分四个方面对此书的学术价值作了评价，我都同意，不如偷懒，做一次文抄公：本书从出版到现在已超过六十年了，直至今天，本书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人来说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毫无疑问，随着时光的流逝，它的学术价值必将会更进一步显现出来。书中所描述的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内容，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其中的许多内容时至今日早已面目全非乃至消失，我们要了解半个多世纪前贵州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风土民情，要对比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这本书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其次，本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除了因为它的资料来源都是通过田野调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外，更因为其作者大多是社会学、民族学或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他们不仅专业基础扎实，学术功底深厚，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年都曾到过国外留学，在国外接受过系统全面的社会学、民族学或语言学等理论的学习和训练，所作的文章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都是前人所无法相比的，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再次，他们对待贵州少数民族，都能以具有文化相对论倾向的观念代替以往所谓的“异族文化”或“另类文化”观，努力摒弃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尽力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理念，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们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同情之心、怜悯之情，虽是政治、军事的需要，但也是难能可贵的。第四，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提倡学以致用，学术为现实服务，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书中的作者们没有囿于纯学术研究的藩篱，而是结合抗战现实，认为贵州数百万少数民族同胞是实现“抗战建国”目标的重要力量。他们提出了要团结贵州的少数民族，就必须提高他们的素质，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就必须改变贵州民族地区落后面貌的主张。积极向行政当局提出诸如改进贵州少数民族落后的生活方式、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破除陈规陋习等等。尽管有些观点仍可商榷，但这些意见和建议在六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最后，还是要感谢民族出版社，它不仅让这本长期只闻其名、不见其物的名著重新面世，而且为我们的再印提供了底本，就连这篇整理前言也脱胎于王建民、罗春寒的《导读》，谨向二位先生表示感谢。
王尧礼
二〇一二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