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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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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16日上午十点,省文史馆参与组稿的贵州知行讲第五十六期 郭齐勇教授: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 在贵州省图书馆开讲了。
  讲座主要围绕三先生的人生行迹,三先生的交游,三先生的学术思想,三先生的晚年与学术共同体的消解这四个方面来介绍第一代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主讲人认为 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是现代新儒家思潮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三先生及其门生故旧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梁先生是文化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熊先生是起于草莽的哲学家,马先生是国学大师,精通经学、佛学与理学。三先生特立独行,性格迵异。他们的共同点是:掉背孤行,抗拒时俗,为中国文化的存亡继绝争一线之机。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梁先生的“理性”

梁漱溟先生(1893年-1988年)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梁先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国、印度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奉行不同的哲学。就人生的态度而言,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郑重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印度(佛教)文化是转身向后去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对自己本身,即心与身的关系。他的这些概括当然是比较简单化的,但在当时,从文化比较类型学出发来考虑问题,也很了不起。他主张“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西方文化是解决生存的前提与条件问题的,是第一期;中国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学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他认为,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质利益;促使中国人向内聚敛的是道德,是义。他说,未来中国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就是理性的发挥。中国文化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顽强坚韧的精神力量,得之于理性。梁先生把理性视为一种心思作用、情感、认知的方式、行为的方向、人的本质、生命努力奋斗的目标等等。理性是人们的一种平静通达的心理状态。在梁先生心目中,就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而言,真正体现人类理性精神的,只能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道德哲学。

马先生的“性德”

马一浮先生(1883年-1967年)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又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马先生以本体言心,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性。他有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贯通的看法。马先生指出:“德是自性所具之实理,道即人伦日常所当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知德即是知道,由道即是率性,成德即是成性,行道即是由仁为仁。德即是性,故曰性德,亦曰德性。”他认为,性德就是仁体,就是善。就超越面而言是“天”、“帝”,但性外无天,人外无帝,是内在具足的心体和性体。

马先生的工夫论,亦是佛儒之辩证综合。其纲领是《复性书院学规》中论述的四条:(一)主敬为涵养之要;(二)穷理为致知之要;(三)博文为立事之要;(四)笃行为进德之要。

他的六艺论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观不仅从中国出发,而且从整个人类出发,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出发,从人的精神世界的安立和多维发展出发,仍然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他把六艺之教的重点落实在六艺之人的培育上,这对现代人素养的提升和宇宙伦理的关怀都有借鉴意义。马一浮先生的最高成就是诗,尤其是他的哲理诗。他是本世纪中国最大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被方东美、徐复观称赞为“醇而雅”、“意味深纯”。

熊先生的“本心”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他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那里走出来,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 熊十力思想的发展轨迹,大体上是:早年批判六经,认为六经是拥护帝制之书;中年趋向佛法一途,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不久舍弃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后仍返求诸己,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契合于儒家《周易》。

熊十力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他所穷究的“玄学的本体论”或“玄学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是根本不同的。“盖哲学之究极诣,在识一本。”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本心”,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蒂。

作为现代大儒,熊、马、梁三先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活的精神。 三先生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且身体力行。他们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开辟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精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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