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上海正在重新认识江南，打造江南文化品牌。“江南”自古以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是一个文化生命的概念。王阳明走向江南之江南，徐霞客也走向江南之江南。南方的司马相如、苏东坡、郑珍、莫友芝也走出去了。只有走出去，才有精彩的东西表现出来。很多人都往更远的南方走。作为人文渊薮，历史上的江南不断将其蕴蓄丰美的生命能量，向其他地区辐射，而其他地区被江南文化影响之后，其固有文化也往往被激发出别样的光辉，反过来影响江南文化，所以，研究江南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之间的因缘互动，是贵州文化向外取得联系、扩大自身文化品牌的一个新契机。

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人能弘道”。从历史上看，移民、政府所派官员以及迁客谪官等人在文化传播中起到很大作用。如所周知，阳明留居贵州虽仅三年，然而在此期间讲学授徒，以其非凡的精神高度与人格魅力使得黔中俊才云集景从，影响至为深远。作为一代大儒兼诗人，阳明先生对黔贵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于倡导知行合一的良知之学，化民成俗，改善民风，也体现于对诗书文明的传播。黔地诗人名家辈出，实自阳明来黔之后。中国文化是人文文化，人在文的前面，人能弘道。人可以化成天下，阳明之于黔贵，正如文翁之于四川、韩愈之于潮州、苏轼之于海南的文化影响。而阳明一生中至为关键的“龙场悟道”，则与他在黔贵特殊环境中动心忍性的磨砺有直接关系。
阳明居黔时写有大量诗歌及文章，阳明之后，黔贵之山川风物、史迹轶闻等也曾引来不少客籍此地之其他江南人士的关注与吟咏。如徐宏祖（《黔游日记》）和陈鼎（《黔游记》）都曾在其山水游记中描摹黔地山川之奇丽；吴振棫在其《黔语》中多载黔地人文故实；查慎行、赵翼、洪亮吉等人更写有大量黔中诗，其中不乏脍炙人口之作。这些江南人的作品由黔贵之山川人文所引发，反过来又丰富了黔贵文化。
第二个关键词是孔子说的“诗可以群”。也就是今天说的“口碑评价”与传播效应。黔贵与江南的文化互动还体现于两地士人的交游、介绍以及作品的阅读品评之中。受山川修阻等因素影响，黔地作品流播范围有限，虽有佳作亦往往湮没无闻。而一旦因某些机缘得到江南名士的关注与激赏，则声望倍增。如谢三秀与汤显祖、王穉登及李维桢；杨龙友与董其昌、陈子龙、吴梅村；朱彝尊与宋昂、宋昱；孔尚任与吴中蕃；袁枚与刘启秀；郑珍与梁启超等近代人。以及师承如郑珍、莫与俦与阮元、洪亮吉、程恩泽等。
    第三个关键词是“时代震荡”。就像地震产生地震波，某些重大的时代变革往往更促进并深化江南向更南方的文化波动。第一次震动发生在明清易代之时，中原及江南一并沦陷之后，使得滇黔边徼之地成为文化精英避地之所，一时黔中士人与江南士人萃集一地，互动频繁。待明社既屋之后，诸人为全志节或隐居不仕，或遁入空门，心系故国、志图恢复者不得已则逃禅方外，逃禅方外者也往往心系故国而有忧世之思。第二次世变发生在清末民初，清亡之后，一些遗民避地海上，黔籍文士陈夔龙、胡嗣瑗等人与海上遗民群体交游唱和，也写有不少反映时代变革与士人心态的作品。第三次世变发生在抗战时期。贵州作为大后方，接纳了不少来自江南的文士和学者。浙江大学迁往遵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陈垣先生于1937年撰《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表彰万历以后，佛门宗风复振，江南为盛，西南被其波动；江南僧徒长于开辟，有功于滇黔拓殖，尤为重要者，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成为避地之所。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点明了江南以一代人物、宗教文化开拓华夏新境，居于边缘，而悄然发力，后发成优势，变边疆而为中心，化宗教而为政治的重大贡献。

除了诗歌文学，更广义的江南文化，对黔贵的影响还有待于深入发掘。譬如，清水江边上的麻江县的古老民居，非常精致，宛然江南的古镇，又有一种朴厚的意味，是徽州的商人，不断移民，孜孜矻矻，将徽州民居文化搬来的结晶，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能见到江南的模样。今年遵义的明人屯堡获得了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是又一个不能磨灭的集体记忆。移民文化带来的物质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大有可以挖掘的富矿。江南文化向西南的延伸以及西南对江南文化反馈，正是这样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

今天我们重新发掘这样的文化脉络，有助于当代贵州与当今中国最有活力的长三角地区，在建立新文化纽带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