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馆为纪念杨祖恺、陈福桐先生逝世十周年，编辑出版了《晚钟大音》一书，于二零二零年八月由孔学堂书局出版。该书由生平与学术、遗墨、怀念三卷构成，收录了杨、陈二先生的小传、部分诗文，书法、尺牍，亲友、文史界人士的怀念文字，计二十五万馀字。原馆长顾久、馆长王茂爱作序。今将该书二序与后记刊载于后，以资读者了解。
序 一
顾 久
为陈福桐、杨祖恺两位前辈写点文字，是我的宿债，但一直难以落笔。这次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为纪念二老逝世十周年，编印《晚钟大音》一书，命我作序，再无可推辞。
一
说是“宿债”，是因为在文史馆工作多年，与二先生相处，亲身感受过永难忘怀的亲切、帮助与关爱，不应该没有怀念的文字。
先是，我从毕节地区行署调回贵阳，到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供职。此际，一干部撇嘴不屑：“给老人们当保姆。”一同事断然下结论：“在地区呼风唤雨的，到文史馆肯定不习惯。”唯有张新民先生正色肯定：“到文史馆好，有一批可敬的老文化人，可以做好多事。”还专门介绍了陈福桐先生：一生奋斗，半世坎坷，坐过国民党的牢，也蹲过共产党的狱；被下放乡间，重温中医，悬壶济世；被人开车撞断了腿，却一笑而释；学问、人品、诗文都很好。于是，上班第一天，即到陈老家“报到”。清癯和善，如坐春风，思维敏捷，记忆超群。忆及临解放，曾与我父亲顾光中、舅舅萧家驹被国民党关押在贵阳飞山街鸭子塘秘密监狱（一说在文昌阁）。又拜望杨祖恺先生：深度眼镜，瘦高身条，拱手含笑道“欢迎欢迎”。与父亲更是故友——解放后在省科协共过事，更早的抗战前，父亲在北平动物研究院（北平动物园院内）工作，几个老乡逛动物园想“蹭票”，就对守门的大个子声称“找顾光中的”，还记得幼年时父亲介绍过当年的北平动物园有两位患巨人症的守门人，值班室内加长的卧床不能横、竖着直放，只能斜摆，等等。言及此，杨老像孩子般咧嘴大笑……一下子，两位老人就有了父亲般的亲切感。
不久，陈老精心书写郑珍的《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相赠。我悬于办公室，日日面对，反复诵读。逐渐领悟到，这不是为标美饰雅，而是一位文化老人对新馆长的教诲、勉励与期待。此是郑珍为学诗青年而作。开始自谦：“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接着把“立言”与“文字”两分——前者略等于心胸与见识——要时时培养具有独特个性的浩然之气；后者则为技巧与功力——要在广泛阅览的基础上达成镕裁与领悟：“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李杜与王孟，才分各有似。羊质而虎皮，虽巧肖仍伪。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君看入品花，枝干必先异。又看蜂酿蜜，万蕊同一味。文质诚彬彬，作诗固馀事”。最后是感慨自身韶华将逝，并寄希望于后生：“人才古难得，自惜勿中弃。我衰复多病，骯髒不宜世。归去异山川，何时见君辈。念至思我言，有得且常寄。”此诗后面，陈老还附上赵熙的《南望》：“绝代经巢第一流，乡人往往讳蛮陬。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我想：这是陈老告诫我勿讳蛮陬，对贵州要有文化自信。杨祖恺先生也曾用遒劲的小篆手书一联给我，惜一时难觅。依稀记得上联是称赞我家学有源，下联则评价所学训诂之古奥与意义。二老在世时，与蒙育民、程鹏飞两位副馆长，几乎每一周都会到文史馆旁陈、杨二老家里，清茗一盅，快谈半天，享受文化的和悦气息。
二〇一〇年初出差回，得知陈老家人说先生病危，临终前有几位想当面辞行，其中有我。我赶紧跑到医院。陈老已无力睁目张嘴，握着他冰冷瘦弱的手，我尽力搜寻宽心的话语。不久，陈老嘴唇微动、喉咙里发出一丝声音。他的女儿伏身倾听，转告说：“爸爸说你工作忙，见到就行了。快回去休息吧。”我心中酸楚，感慨老人至弥留之际，并不抒发自身的痛苦，却将体贴与关爱留与他人。那晚下雨，我带着伞却一直未撑，从医院步行回家，高一脚低一脚，任热泪冷雨一起从脸上流下……而杨祖恺先生也在同一年逝去。
二
感到“难以落笔”，是因为要客观、准确地描写陈、杨二老，对于后学的我，实在艰难。影片《狗十三》，讲述爷孙两代、父女之间，肉体天天相处，精神却实隔高墙；十三岁的主角，喜欢物理学科，常用“平行宇宙”一语，似乎暗示人与人之间心灵难以逾越的鸿沟。记得费孝通先生在回忆曾昭抡先生时也说，曾先生长他十岁，十年就是一代人。而要走进上一代人的心灵，领略一代风骚，绝非易事。
认知既不易，评价自然难。刘学洙先生称二老为“贵州文化老人”，大家都为这个称谓叫好。“文化人”者，可以是用文化谋名逐利者也，世间多多；唤作“老人”的，更是随老龄社会到来而无处不在；但能称得上“文化老人”的，不多；冠以“贵州”者，更少；而二老当之无愧。本书收录诸君对陈、杨二先生的回忆与评述，悉皆真切中肯、含情入理。而忝列其前，权当发言，谈谈我心目中二老的和善情愫与诗文人生。
和善情愫：与二老有接触者，几乎无人不称道其慈眉善目、和颜悦色。究其原委，先生们出生于国势衰微、外寇入侵之时，青年投身报国，中年迎来新社会，参与其建设，经受其磨难，晚年幸逢改革开放，终享太平盛世与文化复兴。其心灵，既承传统之惠，又浴救国之火，还历经强大的革命、斗争、改造的教化，晚期荣获社会与青年的尊奉，凝成和蔼与善良。与当代人处身工商社会，更多自我、更多物质、更多算计、更多名与利的追逐截然不同。他们的眼中，当有一个更宏大的世界，更完整的国家，更众多的民众，从而也有更多的责任与情怀。马丁·布伯《我与你》说世界有二重性：“我与它”和“我与你”。在“我与它”的关系中，人们为了自我的生存欲望，将周围的其他人、生灵万物等，都当作与“我”相分离的对象和客体，去琢磨、对付、利用与驾驭——这有点像当今工商社会中的人们。而当“我与你”相遇时，两者不再是戒备、应付与利益的关系，因为“你”就是世界，是生命，是神明；我以全部的生命和本真接近于“你”、成全“你”时，你也赋予我崇高的价值与意义——这就近乎二老的“和善情愫”了。
诗文人生：二老都是遵义沙滩文化的仰慕者和后来人，早年即醉心诗文，爱好书艺，热衷修史，生命中有对艺术的沉醉感和历史的通透感：前者因近有郑莫黎，远有历代才人，其过程便永无止境、永难满足，于是就永远追求不已；后者则能帮助人超越个人与眼下，对个体与群体、瞬间与永恒作一俯视鸟瞰。我觉得，一般人生活在地面，自然不免时时笼罩于风雨雾霾之中；而艺术与历史则能让人长上翅膀，翱翔天宇，而于四千米高空之上，永是丽日蓝天，从而物我两忘。冯友兰先生称此人生最高境界是“天地境界”；张世英先生则叫做“审美境界”，并说：“做人，不是做一个按道德教条行事之人，而是要提高精神境界，做一个有‘审美境界’、自然而然地做应该之事的人。”——这也近乎二老“诗文人生”的境界了。
行笔至此，其实是以臆度二老的“和善情愫”与“诗文人生”，来规范自己的晚程，并相信“德不孤，必有邻”，会有更多的朋友能拥有如此境界。
（原题“和善情愫，诗意人生——我心目中的陈、杨二先生” ）
序 二
王茂爱
今年是杨祖恺、陈福桐两位馆员逝世十周年，省文史馆将举办纪念活动，以表达对两位先生的怀念。两位先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人品高尚，学识渊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尤其对贵州历史文化一往情深，有功于我省文化建设甚钜，在我省文史界享有崇高的声望，逝世十年，仍不被忘记，可见影响之深。
文史馆是党和政府荣誉性统战机构，以“敬老崇文，存史资政”为宗旨，将具备德、才、望的，以中共党外高级人文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老人凝聚在一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贡献。杨祖恺、陈福桐先生深受传统文化的薰陶，博学多才，虽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年以后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丝毫未减弱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乡邦文化的深厚感情至老弥深。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二老重获新生，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深厚的学力，为发掘贵州文化宝藏、整理贵州文献、分析归纳贵州文化的特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德才望三者皆备，是我省文史学界的楷模，影响并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就是延续、壮大中华民族的命根子。文史馆所凝聚的馆员、特约研究员，大都是了解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的一群，杨、陈二位先生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次纪念二位先生，实际上是纪念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希望通过这个活动，使这种文化精神代代相传，烛照永远。
二零二零年七月
后 记
去年重阳节期间，省文史馆所属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在仁怀市主办了当地乡贤、教育家、诗人徐世珩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在会上有学者提议明年是杨祖恺、陈福桐两先生逝世十周年，省文史馆举办一次纪念会。有关负责人回来后，联合有关处室，共同向馆领导汇报，经馆务会议研究，批准了举办二老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报告。贵州画院（贵州美术馆）闻讯，也表示乐于参加此事，并派出画家袁海参加筹备工作。
纪念活动包括编印一本纪念集，举办一个研讨会、一个书法及遗物展览，纪念集主要由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负责编纂、展览主要由书画艺术研究处与贵州画院（贵州美术馆）负责。为了便于纪念集编纂工作的开展，组建了一个编辑部，负责确定体例、征稿、选稿、校对等具体事项。
三月下旬发出征稿通知，得到了文史馆馆员、特约研究员以及本省文史、地方志界诸多人士的积极响应，纷纷赐稿，计收到新旧稿件三十馀篇。字数计二十五万，超过了预计十万字的一倍以上，而经费既定，无法再增加，只好忍痛做减法。被撤下的稿件，拟于文史馆所办《黔风山骨》刊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尚祈作者谅之。
本集分为生平与学术卷，选录杨、陈二先生的小传、自述诗文、学术文章；遗墨卷，收录二位先生的书法、手札等计一百幅；怀念卷，收入征集到的部分追怀二老的诗文。在征稿、选稿的过程中，得到了杨、陈二先生后人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在此深表感谢。
本集题曰“晚钟大音”，源出陈福桐先生逝世后，馆员刘学洙先生执笔，以他本人及戴明贤、史继忠先生三人名义发表的《晚钟出谷振大音》一文。陈福桐先生将其在贵州教育出版社印行的文集名曰“晚钟出谷”，而此语又出郑子尹诗《东湖》中“晚钟出谷何处寺”句。二先生都是晚年才放出光彩、发出大音，所以以“晚钟大音”名集，亦可谓当。
本书编辑部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九日
